我爷爷奶奶年轻时就在沈阳居住,爷爷的兴城老家没有任何亲人了,奶奶的亲人都在沈阳市内或市郊,我姥爷姥姥家也在沈阳市郊,所以,小时候我只坐过汽车和马车。坐火车的经历始于1966年10月的大串连。1973年到长春读书,每年两次寒暑假都坐火车,但距离近,车票好买,坐得很舒服。最不好过的一次是1975年12月初从武汉回长春,漫长的旅途,极其寒冷的车厢,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的煎熬,记忆犹新。
八九十年代的火车票最难买。1989年去上海,坐过唯一的一次上铺,空间狭小得令我厌倦。有段时间,因工作关系一年去几次北京,经常是硬座,好在熬一夜就到了,多半都不睡,或浅浅地眯一会儿。
1988年秋,我带着五岁的女儿与所里的五六位同事去北京,女儿夜里嫌坐着睡难受,半梦半醒着哭了,三个人的长座顿时空了出来,同事找地方站着去了,女儿不客气地伸直了小腿儿……我心中的歉疚久久不散。
九十年代初,我第一次独自出差。没买到K54,只买到K96,这是从抚顺到北京的火车,乘客主体是无正式职业的游民或商贩,车厢里很杂乱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火车,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乌烟瘴气的车厢发呆。入夜,不少人钻到车座下面去睡觉,过道上是一双双伸出来的脚……车厢里,高声喊叫的,到处乱走的,打扑克的,不停地抽烟的,喝酒吃饭的……待我收回目光审视自己周边的三位邻居时,惊喜地发现,这是车厢中唯一的一小块绿洲——与我同座的是仪表研究所的工程师,对面一位是东大的老师,另一位是共产党员杂志社编辑,四个人聊得像熟悉的同事一般。这样的小环境本可以安心地眯着,可是年轻的编辑精力旺盛谈锋甚健,与我聊了一夜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们的姓氏和谈话的内容都记不起来了,但他们三位当年给予我的心理安慰依然清晰。
从此,无论将要独自面对怎样陌生的环境,我都不再担心,我坚信——在任何情况下,上天都会给我一小块绿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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