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爷爷奶奶年轻时就在沈阳居住，爷爷的兴城老家没有任何亲人了，奶奶的亲人都在沈阳市内或市郊，我姥爷姥姥家也在沈阳市郊，所以，小时候我只坐过汽车和马车。坐火车的经历始于1966年10月的大串连。1973年到长春读书，每年两次寒暑假都坐火车，但距离近，车票好买，坐得很舒服。最不好过的一次是1975年12月初从武汉回长春，漫长的旅途，极其寒冷的车厢，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的煎熬，记忆犹新。
八九十年代的火车票最难买。1989年去上海，坐过唯一的一次上铺，空间狭小得令我厌倦。有段时间，因工作关系一年去几次北京，经常是硬座，好在熬一夜就到了，多半都不睡，或浅浅地眯一会儿。
1988年秋，我带着五岁的女儿与所里的五六位同事去北京，女儿夜里嫌坐着睡难受，半梦半醒着哭了，三个人的长座顿时空了出来，同事找地方站着去了，女儿不客气地伸直了小腿儿……我心中的歉疚久久不散。
九十年代初，我第一次独自出差。没买到K54，只买到K96，这是从抚顺到北京的火车，乘客主体是无正式职业的游民或商贩，车厢里很杂乱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火车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乌烟瘴气的车厢发呆。入夜，不少人钻到车座下面去睡觉，过道上是一双双伸出来的脚……车厢里，高声喊叫的，到处乱走的，打扑克的，不停地抽烟的，喝酒吃饭的……待我收回目光审视自己周边的三位邻居时，惊喜地发现，这是车厢中唯一的一小块绿洲——与我同座的是仪表研究所的工程师，对面一位是东大的老师，另一位是共产党员杂志社编辑，四个人聊得像熟悉的同事一般。这样的小环境本可以安心地眯着，可是年轻的编辑精力旺盛谈锋甚健，与我聊了一夜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的姓氏和谈话的内容都记不起来了，但他们三位当年给予我的心理安慰依然清晰。
从此，无论将要独自面对怎样陌生的环境，我都不再担心，我坚信——在任何情况下，上天都会给我一小块绿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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