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初秋的某个下午，刚满15周岁的我百无聊赖，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大学英语课外读物。只读到初二的我认不得多少单词，仅学过一点点语法，看不懂英文故事，却特别想看。
我在一张纸上规矩地写出26个字母，拿出英文词典，教11岁的妹查找生词。文革开始时妹才小学四年级，没学过英语。我告诉她，一个单词，按字母排列顺序找，先找第一个字母，再找第二个，直至找到为止。
妹很聪明，查得很快。在她的帮助下，我翻译出第一个小故事，念给妹和弟听。
接着，我和妹又配合着翻译第二个故事……
5岁的弟在俩姐的影响下，竟然在一张白纸上操起英文单词来，笔顺完全不对，字母写得大小不一，间距很不整齐，一个单词被歪歪扭扭地拉出很长一大串，但他极其专注认真地抄着。
我没敢打扰弟，在一旁静静地观察。弟的一滴汗珠落在纸上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什么啊？”接着用手抹了一下额头，又说：“汗啊！”
我一边偷笑一边在心里赞叹，心想弟将来定是个好学生，却万没想到他会厌学，并主动放弃了考大学。我比弟长十岁，我俩分别是文革后下放知青首批和末批中的一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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